2021年5月22日13点07分，“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

近3年后的2024年4月份，袁隆平的工作助理、学生辛业芸与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朱仁山，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邓华凤难得聚于三亚。

参加同一场学术会议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湖南农业大学研究员，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副主任袁定阳，再次来到父亲袁隆平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地方，自然感慨万千。

他们坐在微风穿过的酒店大堂，面对着海上波浪此起彼伏的崖州湾，心潮澎湃。

几十公里外的三亚市区师部农场，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全永明站在该中心的海南基地里，眼前同样波浪起伏的一片稻田中，他仿佛看到恩师袁隆平的身影，往事历历在目，生动而又清晰。

辛业芸（左）与袁隆平在试验田里工作。 受访者供图

饥饿感

袁隆平走上杂交水稻研究之路的最初，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以饥饿为记忆的年代。他曾经回忆说，那时候为了填饱肚子，食堂都是做“双蒸饭”，米少水多，刚吃完饭就饿了。为了能多吃一点，饭里放上糠，但粗纤维反而让人消化得更快。那时的袁隆平，经常饿得睡不着觉、走不动路，他酷爱的游泳，也因为饿得没有力气而中断了3年。

1953年8月，23岁的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前往湘西黔阳的安江农业学校报到。全永明曾担任过袁隆平任班主任的农学20班班长。他说，那时候自己好像就没有吃饱过，一天到晚都“饿得心里慌慌的”。一天，他到袁隆平的宿舍去请教问题，正赶上后者和另外一位老师在“打牙祭”——清水煮萝卜。

因为粮食供应不上，安江农校给部分学生放了长假，又给每位老师分了一小块田，自己打理来补充粮食定量的不足。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袁隆平把自己田里还未长成的萝卜拔了，邀请那位老师吃“大餐”。

恰巧赶来的全永明被请上了桌，结果请教的问题忘到了脑后，他一个人就吃掉了一脸盆的煮萝卜，吃得两位老师目瞪口呆：这伢仔真是饿得狠了。

到了1973年，在江苏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袁隆平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一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杂交水稻让这种起源于中国的作物迸发出新的生机，实现了产量的飞跃式增长，不仅造福了中国人，还远播世界，为解决全球粮食问题给出了中国答案——告别饥馑。

增产，意味着饥饿的记忆永远成为了历史，有人曾问袁隆平，会不会害怕那样的场景再次出现，他的回答非常坚决：不可能了。

上世纪80年代，邓华凤开始跟随袁隆平学习时，后者的“三系”杂交技术已经成熟，使水稻产量提升了20%，但此后一直难以继续提升，新的“两系”仍在探索中。

所谓“三系”，涉及3种特殊类型的水稻：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这一方法的核心理念，是通过这3种系的配合使用，实现杂交水稻的稳定生产和推广；“两系”，是使用可根据气候变化改变其生殖特征，兼具雄性不育和正常繁殖功能的光温敏不育系水稻为基本材料培育的杂交水稻，只有不育系（母本）和恢复系（父本），而不需要保持系（中间体）。对比“三系”，“两系”的研究更为艰难。

邓华凤说，对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袁隆平时时充满“饥饿感”——在“两系”成功之后，袁隆平马不停蹄，又开始尝试超级水稻的培育，最初目标是2000年达到亩产700公斤，2005年达到800公斤。800公斤的目标于2004年实现。之后，袁隆平又开始900公斤的研究，2012年攻关1000公斤，2014年冲刺1100公斤。2018年，已经88岁的袁隆平，开始攻克1200公斤大关。

多年前，袁隆平（左二）与学生们在稻田里工作。 受访者供图

田地间

2020年11月2日，在湖南省衡南县清竹村进行的袁隆平领衔的杂交水稻双季测产达到了亩产1530.76公斤，其中早稻619.06公斤、第三代杂交水稻晚稻品种“叁优一号”911.7公斤，突破1500公斤大关。

与此“南南”呼应，2021年10月26日，三亚市崖州区南繁公共试验基地晚稻测产亩产660.36公斤，加上早稻926.5公斤，双季稻亩产达到1586.86公斤，袁隆平团队杂交水稻双季稻亩产攻关再获成功，创海南双季稻亩产最高纪录。

当时赶到现场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涂升斌说，除了湖南和海南，水稻双季亩产1500公斤目标此前也在云南实现，海南与湖南、云南等地相比意义更加非凡。海南受水稻生育期较短、气温高等条件影响，很难高产，这次是一个突破。同时，海南与东南亚国家气候相似，实现超高产目标有利于推进国际合作。

与袁隆平有过频繁交集的朱仁山，知道这些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也陪袁隆平经历过那些辛苦。从1986年开始，袁隆平每年三四月份都会带着专家一起，到武汉大学海南育种基地指导、交流。“他经常下到田里工作、讨论。只要看到一个好的品种，他就把鞋一脱、裤脚一挽，踩到泥水里去查看。”

而更早之前的1964年，袁隆平在安江寻找天然水稻雄性不育株的过程，也是每天行走于田地之间。

在此之前，袁隆平没有见过天然水稻雄性不育株的模样，中外资料上也未见报道，所以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大海捞针，去稻田里一株一株地寻找。

每年的6月下旬到7月上旬，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安江农校的试验田和周边生产队的稻田里，总能看到袁隆平的身体躬成90度以上，脸贴着波浪起伏的水稻，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拿镊子，寻找并期待那“万分未必有一”的目标。

上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寻找到第6400穗稻穗时，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跟在身边为他做助手的夫人邓则，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发现时间：1964年7月5日午后2时25分；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试验田；水稻品种：洞庭早籼。

发现天然水稻雄性不育株之后，袁隆平开启了杂交水稻的漫漫求索路，撰写了世界上杂交水稻领域的第一篇科研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带领团队开展一系列科研攻关，推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生产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1981年，袁隆平牵头研究的“籼型杂交水稻”项目，获得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

邓华凤回忆，1981年袁隆平获得特等发明奖后，马上投入新的研究。有人曾劝袁隆平：“您已经是著名科学家，功成名就，万一搞砸了，岂不败坏了您的名声？”袁隆平回答：“搞科研就像跳高，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辛业芸说，为了方便袁隆平的研究工作，湖南省农科院在他住宅旁边安排了一块试验田，“哪天不让他看一眼，他就感觉心里空空的。”

邓华凤（右）与袁隆平在查看水稻长势。 受访者供图

“袁梦”

2020年初，袁隆平在三亚正式推出“袁梦计划”，在南方心系北方的大草原：“未来3年，在内蒙古兴安盟合作开发耐盐碱地水稻种植20万亩，向全国推广到1亿亩。”

袁隆平去世不到1个月，2021年6月18日，袁定阳接过父亲梦想的接力棒。他与10位“数字农业”青年共赴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共同启动“袁梦计划”二期，旨在“十四五”期间，于兴安盟盐碱地种植耐盐碱水稻20万亩，助力当地水稻种植户收入翻倍。

在湖北武汉，作为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朱英国的得意门生，朱仁山接过老师的衣钵，不断攻关与袁隆平培育的“野败型”水稻和日本“包台型”水稻国际公认的优质细胞质雄性不育型杂交水稻——“红莲型”水稻。

在湖南长沙，师从袁隆平潜心杂交水稻研究40年的邓华凤，自恩师仙逝，在杂交水稻的研究上更加不眠不休，“一天不下田，我就觉得整个人都不舒服”。他把田里的情况比喻成“新生儿”， 变化以日为计量单位，必须每天和它打交道。

2023年8月22日，邓华凤专程赶到长沙芙蓉中学，为全校师生作了一堂以“学习袁隆平 做一粒好种子”为主题的演讲，通过讲述袁隆平的故事，鼓励学生们“要像袁隆平院士一样，做一粒怀抱梦想、甘于奉献、勇于创新的好种子”。

在袁隆平身边工作了25年的辛业芸也常跟一些中小学生交流，讲她眼中的袁隆平。“我就给他们讲袁爷爷的8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做任何事情都缺一不可。每当讲课时，这些学生满怀尊敬，说袁爷爷才是最应该追的‘明星’。”

袁隆平去世，朱仁山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袁隆平院士穷其一生，为水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贡献，为人类粮食安全、种业发展奋斗终生，是我等学习的楷模。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以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踏着前辈的足迹，为我国种业发展奉献自己的能量。

在海南，每年冬天来三亚的全永明都选择住在位于师部农场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海南基地附近，那是袁隆平来三亚一直居住的地方。2021年3月10日，91岁高龄的袁隆平在那里不慎摔了一跤，后被紧急送至当地医院。

在三亚就医的时候，袁隆平越来越想家。2021年4月7日，他强烈要求回长沙，回到自己家里。家属和医生考虑到病情，将他送到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这一住，再也没能出院。

全永明时常想起袁隆平作词的歌曲《我有一个梦》：

我有着一个梦

走在田埂上

它同我一般高

我拉着我最亲爱的朋友

坐在稻穗下乘凉

……

风吹起稻浪

稻芒划过手掌

稻草在场上堆成垛

谷子迎着阳光哔啵作响

水田泛出一片橙黄

……

如今，几位与袁隆平相伴相依的助手、学生、家人，在圆梦的征程中上下求索。当他们再次踏上袁隆平留下深刻印记的三亚，看到大海无垠，看到田野稻浪欢歌——

有风吹过，那一定是你，再次经过我的身边。

原标题：

非常稻

因为经历过饥饿，袁隆平对于杂交水稻的研究有着异乎寻常的“饥饿感”

(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卢巨波 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