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大批有志青年前赴后继加入梅山革命队伍。这是一名参观者在梅山革命史馆内留下他们的身影。记者 袁永东 摄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 

去过几次崖州，突然悟到三亚的“乡愁”应该具象到乡村，山水之间，气象万千；民族风情，天宽地阔。 

这方水土这方人。自汉武帝开郡，三亚一直是州郡县治所，经过两千余载发展变化，积淀下丰厚的历史文化。如此背景下的人们，生生不息，根植沃土，创造属于自己的家园。 

山阻石拦大江毕竟东流去，雪辱霜欺梅花依旧向阳开。三亚和三亚人，古朴有风貌，当代有追索，未来尤可期。 

这大概是一家本土媒体和一名媒体人特有的使命，因为我们都深深爱着这里，爱着这片土地——三亚。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于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当年，毛泽东同志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概括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为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我们党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一定要一块过、一块干，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梅东村

崖州区行政村庄，三亚的“西门户”，一个革命老区村。 1937年1月，梅山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梅东党支部成立。在当时中共崖县委和梅山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下，梅东村的人们前赴后继地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悲壮的革命斗争，涌现出28位烈士。

馆外凉棚下两台旋转不停的电风扇，把孙诚“夹”在中间。即使这样，他的衬衫早已湿透，握着一支圆珠笔的手掌好像攥出了“水”。 

还有10天就是“七一”，来梅山革命史馆的参观者更加稠密。作为馆长，孙诚不停接待的同时，还要准备、更新相关资料。几十步外的长廊前，来自“中国铁塔”的党员干部，认真地观看着过去的烽火硝烟。偶尔有人过来问上几句，再次将孙诚拉进回忆——

他的父母、孙五婶、吴亲荣的父辈……那些在他的心中依然鲜活的人物，从山的另一边走来，肩挑手擎，那一粒粒米，不仅能填饱战士的肚子，也像一粒粒子弹，填饱战士的枪膛。

“梅山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全力支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孙诚说，“这里的战斗堡垒，是铁打的。”

孙家“五婶”

在梅东村，出生于1893年的孙五婶是一位传奇人物，革命堡垒户的典型代表。 

即便孙五婶的家如今痕迹寥寥，梅山革命史馆内那张“梅东酸梅墩旧址”的老照片，将她的事迹永远定格。 

梅东村酸梅墩，是孙五婶与革命同志的接头地点。记者 刘琪成 摄

孙诚说，酸梅墩是孙五婶与琼崖纵队战士的接头地点。她家坐落在山脚下，地形有利于开展秘密活动，是党的重要据点。 

《崖县革命史》中，详细记载了孙五婶的革命故事。 

孙五婶将革命同志视为亲生儿女，安排住宿、烧水做饭、探听敌情、传递情报、保护同志安全，样样尽心尽力。 

敌人进行扫荡，山上的同志缺粮、缺盐、缺医，孙五婶秘密联系革命家属孙次桃、蔡大元母亲、尹麦花等捐钱捐粮，并深入敌占区买盐买药，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层层封锁线，把粮物送上山去，为同志们解难。 

一次，村里的反动分子向日军报告，说孙五婶家“有问题”。日军与翻译官冲到她家，拳打脚踢后要她说出共产党的秘密。

孙五婶并没有畏惧。她说：秘密，我装在衣袋里，不信你看。孙五婶从衣袋里掏出自己的土烟包，日军见之大怒，拿出指挥刀指着孙五婶的脑门，威胁要杀死她。孙五婶毫无惧色，弄得敌人最后无可奈何。 

在敌人的扫荡中，孙五婶的房子被烧毁，遭受巨大损失，她不悲伤、不气馁，一如既往同敌人作斗争。有一次敌人包围梅山，同志们得到消息后上山躲避，孙五婶把自家仅存的100多斤谷子碾成米，装进牛车，盖上一层粪、放上犁耙，装成到地里干活的样子，巧妙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把米送到山上。 

还有一次，两位革命同志刚进孙五婶家，敌人就把村子包围了。当3名敌兵向她家走来时，眼看两位新来的同志情况危急，她机灵地抱起旁边一名群众的孩子，装作慌慌张张的样子向山上走去。敌兵见状，急忙调头紧紧跟踪她，就这样被引开了，革命同志得到了保护。 

同为梅东村人的孙诚说：“孙五婶先后接济过部队和地方同志1000多人次，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梅东的骄傲。”

后方伉俪

《梅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军公粮主任孙家仲征收发放记录》是梅山革命史馆的“馆宝”之一，大到大米，小到一块肥皂、一条毛巾，当年的每一笔账都用墨水笔记得清清楚楚。 

孙家仲，就是孙诚的父亲，1939年参加革命，由于思想进步、工作积极，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宣传委员、军公粮主任、征收员等职。 

孙诚回忆起父亲75岁临终前的那一天。“他断断续续地说家里藏着一包‘革命史料’，还没有讲清楚就离开了。”直至家中拆祖宅建新居时，孙诚才在房屋木梁上找到“革命史料”，那是用油毡纸一层层包裹的许多纸条、一本已经没了封皮的日记本。“日记本里以详细、清楚的文字和数据记录着战争年代的往事，还有纸条上的粮食收支账、军需物资、募捐款单等，记载十分详实。” 

孙家仲的足迹遍及岛内的崖县、东方、昌江、感恩等地。“父亲主要负责粮食的筹集与运送，既供给前线战士，也兼顾地方工作人员，包括交通站等。”孙诚说，根据现有记载，仅在1947年至1949年，孙家仲等人就筹集到32万斤大米，“这在当年就像一个天文数字”，为前后方革命同志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梅山革命史馆里，孙诚母亲纪学顺的照片，与其他“革命堡垒户”并排而列。她曾用过的长矛枪头、竹笠、马灯、草扇等物品，至今陈列于史馆之中。 

这对革命伉俪的每一次收粮和送粮，惊心动魄。 

在长山村那边，有一个日本碉堡，有一次他们收粮被包围，看到一堆用椰树叶编的东西，赶紧藏在里面。日军检查用刺刀到处捅，由于椰树叶厚实，才没扎到。 

还有一次在梅东村，收粮时遇到日军，他们藏到稻草堆里，也没被刺刀扎到。 

粮食要送到山上的时候，需过敌人的岗哨，他们几个人装作出去劳动的样子，在肩上挑着工具，将粮食藏在里面。 

孙家仲给孙诚讲过，送粮人一般晚上出去，或者专挑刮风下雨的天气，一路上会“更方便”。“藏粮”的工作不一而足，竹筐、竹筒、牛车、坛子，让敌方岗哨的人以为他们带的是干活吃的干粮。而且，每次数量也不多。“少量多送。” 

当时，崖县县委就在梅山，多驻山里，住个十天八天就要转移，送粮人就要视时而动，确保完成供给任务。 

孙诚介绍，其时的梅东村还有一个“桔株园”，是一个“堡垒据点”，琼崖纵队三支队等经常来这里休整，还组建了妇女队、红扁担队、缝补队等一众后方组织，“在后方不仅冒着生命危险，条件也十分艰苦。”孙诚从父母那了解到，“很多同志过来没什么饭吃，就用地瓜干、地瓜粉、甘蔗、西瓜、椰子、八月豆这些食物来充饥，能帮助一部分人不饿肚子，至少不用啃树叶，那东西容易中毒。”

一门三杰

梅山革命史馆北行，隔一条马路，是吴亲荣的家。 

讲述起父辈们的前赴后继，吴亲荣表情凝重。记者 王鑫 摄

78岁的吴亲荣曾任梅山中学校长，梅山革命史馆于2006年在校园内创建，其为第一任馆长。“我的父亲、叔叔和姑姑都参加了革命，只有父亲看到了海南岛解放那一天。” 

吴亲荣的父亲吴东，当年从梅东到崖城读书。中共崖县委的同志有时到学校里讲革命道理，吴东接受了思想上的洗礼，毕业回到梅东后参加革命。那年，他24岁。 

1939年5月1日，吴东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梅山第二批共产党员。 

同年，吴东参加青年抗日救国会，与其他同志破坏敌人的通讯、交通设施、拆桥梁。他身兼多职，既是梅山常备中队政治指导员，又当交通员。晚间活动，白天躲在山里，与保港交通站保持联系。 

吴亲荣说叔叔吴西的“名气较大”，他1940年参加革命，1941年被崖县县委派到琼崖公学（1940年冯白驹将军在澄迈县美合根据地创办，专门培养革命骨干），学习革命理论和武装技术；1942年毕业后任某中队政治指导员。 

关于叔叔，吴亲荣印象里最深刻的故事，是1948年的“石沟溪伏击战”。当时敌人从榆林派一个中队坐火车去黄流，接到伏击任务后，吴西和同志们隐藏在如今梅山中学附近的高地上，他们先把铁轨撬开，让随后驶来的火车不能继续往前开，接着发起冲锋。“叔叔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 

吴华兰是吴亲荣的姑姑，1940年参加革命，是崖县第一届妇女抗日救国会主席，她组织妇女们挑粮、挑水、织布、编鞋，做好一切可能的后方保障。 

“1942年，我姑姑在送粮时被叛徒告密，日本人抓她去黄流审讯，用铁丝穿过她的锁骨，用尽各种手段，也没让她屈服。”吴亲荣说，吴华兰等革命同志遭集体杀害前，在黄流“游街示众”，很多同乡不忍卒看。“后来奶奶去黄流那边找我姑姑的遗体，但没找到。” 

梅山革命史馆办公室主任孙有楠介绍，当时吴华兰“感动了整个梅山”。“她的爱人叫陈鸿基，是琼崖纵队第三支队后勤部主任，在战争中牺牲；吴亲荣的奶奶孙次桃也是革命堡垒户，送米挑粮，为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吴亲荣的心里，吴家人跟其他先辈一样前赴后继，千千万万，才有了海南岛的解放。1950年，他的父亲任梅东第一个互助组组长，还曾是梅东村党支部书记。 

吴亲荣总感觉父辈们“并未走远”，无论是在梦里还是在史料记载里，他们手握长枪，他们挑着扁担，越走越远也越走越近。 

那些“孙五婶”们，就好像与他们只间隔了一条门前的那条马路。

(记者 王鑫 张慧膑 通讯员 张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