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新闻网4月21日消息（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王鑫 陈超全）
■大蛋村
原称“大疍村”，因大疍港而得名。据说因疍家人曾生活在此，所以取“疍”字为港口名，亦为村庄名。由于人们对疍民世代居住于此的历史知之甚少，且“疍”字较生僻，极少使用，再因读音相同，所以被写为“大蛋村”。
■鉴真
公元688年-763年，唐代高僧，日本律宗初祖，亦称“过海大师”“唐大和尚”。
据《宋高僧传》等记载，鉴真俗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自幼出家，曾游历洛阳、长安等地，究学佛教三藏。后归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法。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应日本留学僧荣睿和普照之邀，决定赴日弘布戒律，但五次东渡未能成功。其间双目失明，荣睿身亡。天宝十二年，其第六次东渡，于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底，在日本萨摩秋妻屋浦（今日本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目浦）登岸。
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内的“鉴真登岸”群雕，左二为鉴真，其作者为海南乐东籍雕塑家林毓豪。
身处大蛋村的大云寺遗址，刚好被新修的弧形道路半抱着，像一个被裹住面孔的襁褓里的孩子，不为人注意。
在此“看守”了21年的王珠伟指着不远处的大海——东渡的鉴真和尚，就是从那里登陆，来到我们这个位置，住进了寺里并在日后对它重新修缮。
王珠伟说，鉴真来的时候，还没有大海与庙宇之间的这条柏油马路。
大云寺遗址的左侧，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研学谷，它的玻璃幕墙泛着蓝光，从一层爬上十几层。空谷足音，像是在遥相呼应1275年前那位高僧的传授佛法以及建筑、工艺知识，回应鉴真在海南岛留下的那段传世佳话。
6次东渡终获成功
据史料记载，鉴真14岁随父于扬州大云寺出家，苦读经书，26岁成为精通佛教律宗学说的有名和尚。他以扬州为中心，开始了此后三十年在淮南地区广泛的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55岁时，鉴真住扬州大明寺，为众讲律。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延请鉴真去日传戒，后者欣然应允。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东渡之旅。
第一次，失败。因为同行的僧人吵架，一位高丽僧跑到官府诬告，导致海船被没收。
第二次，失败。鉴真大约带了100人浩浩荡荡出发，结果船只不敌海浪冲击，不得不返航修复。
第三次，失败。因为上面那艘船没修明白，连累大家差点丢掉性命。
第四次，失败。鉴真斥巨资买了一艘好船，没想到，又被官府没收了。
第五次，失败。所乘船只遭遇大风，在海上漂泊了14天，漂到振州（今三亚）。其后，鉴真一行在海南岛休整了一年多。
第六次，成功。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他在日本奈良建唐招提寺，传布律宗，并把中国的佛学、建筑学、雕塑技艺等知识传播到日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54岁到66岁，12年一个轮回，6次东渡，鉴真及随行人员仅凭一艘木船承载梦想，每次都在茫茫大海中经受惊涛骇浪，若非对事业执着，恐早早被淹没。
尤其是从海南岛返回扬州的途中，鉴真因长途跋涉、过度操劳，身染重病，双目失明，仍然未能阻挡其第六次起航。
海岛之旅一年间
或许，第五次东渡失败的高僧鉴真，对其漂泊落脚一年的海南岛印象深刻。
位于崖州区大蛋村的大云寺遗址，于2015年11月成为“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大云寺遗址简介。
鉴真圆寂不久，一直跟随他的重要弟子思托，与日本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合力撰写了《唐大和上东征传》，是关于鉴真东渡最主要的史料。
《东征传》记载：“夜发，经三日乃到振州江口泊舟，其经纪人往报郡。其别驾冯崇债遣兵四百余人来迎。引至州城，别驾来迎。”
“别驾”是位什么官？别驾亦称“别驾从事”，汉置，为州刺史的佐官（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因其地位较高，出巡时不与刺史同车，别乘一车，故名。
有趣的是这段传说：冯崇债曾于鉴真登陆前一天夜里做过梦，有高人告诉他，“将有一姓丰的和尚到此，并与你有姻亲”。此外，冯崇债是佛弟子，对于高僧到来，自是十分欣喜。鉴真一行人刚进城，守候多时的冯崇债就趋步上前，跪倒在其面前，连拜三下，并迎入私宅设斋供养，再于太守衙厅内“设会授戒”。
重修大云寺后，鉴真北上万安州（今海南万宁）。离开时，冯崇债派甲兵800多人沿途护送，住在万宁冯若芳家中，“三日供养”。
关于鉴真与冯若芳，有说是另一个传奇。冯崇债与冯若芳是亲戚，后者的身份极为特殊。据《东征传》所记，其为盘踞海南岛的大海盗，家中富可敌州。鉴真居住期间，冯若芳极为恭敬，几乎是给予了最高的礼遇。佛门高僧与大海盗，结下如此奇缘。
在冯若芳处停留三天后，冯崇债护送鉴真一行继续北上，行到崖州（唐代崖州在琼北，大致位于今天的海口市琼山区）边界，游奕使（唐代负责征讨盗匪、负责地方安全的武官）张云出迎。从大海盗到地方官，鉴真与他们平常相处，客气而感激。
在崖州期间，鉴真用丰富而先进的建筑知识，主持重修遭火烧坏的寺庙。冯崇债听说后，当即周知手下“各令进一橼”，且三日内务必送到。
修建完毕，鉴真便离开崖州，从澄迈上船离岛。此后经广东、广西、江西，最后回到扬州。
因为南海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在海南居住了一年多，备受礼遇，造寺传法，“带货”无数，足迹遍及振州、万州和崖州。
这位高僧不仅以佛法润泽了当时的那片蛮荒大地，还与海南本地人结下千丝万缕的千年奇缘。
福音袅袅
休整一年有余的鉴真，给这座海岛带来了什么？
首先就是他的“主业”，传经布道。
鉴真登岸时，大云寺佛殿已破败不堪，他及随从弟子便着手修建，前后用了一年时间。他们为大云寺手抄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并以此为讲坛，向当地民众讲授律、戒、度等佛教要义。
与此同时，还传授有关书法、雕刻、医学、建筑、工艺美术等知识，使中原文化在海南得到了一次极好的迁演。
鉴真还对医学深有造诣。在海南岛生活的日子里，他教会了当地人用鼻子的嗅觉、舌头的味觉、手指的触觉来鉴别、诊断病情。他还把自己在药物方面的收藏及炮制方法告诉了崖城人民。
即便在农事上，鉴真也懂得许多，他写道：“养蚕八度，收稻再度”。
据《东征传》记述，鉴真第五次东渡，“造船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而天宝二年东渡所载的“百物”都是什么呢？粮食且不说，各种香料如察香、二脐、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等等，有六百余斤；还有胡椒、石蜜等五百余斤。
其他有画五顶像一铺、宝像一铺、金泥像一躯，铜瓶二十口，大中小铜盘八十四面，架装一千领，蝙衫一千对，华毡二十四领，琳琅满目，举不胜举。
这还不算各种佛教典籍及佛寺用品。
“百物”即“宝物”，在时为偏僻、荒凉的海南岛，这些物品弥足珍贵，它们让人们接触到了中原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以及丰富的物产，对于精神世界与物质领域，改变生活方式、提高生产能力甚至医病救人，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后期在崖州滞留的半年，鉴真也未闲着。他深入调研海南的风土人情，耕作、养殖、衣饰及日常习俗，并称 “十月作田，正月收粟”。在衣饰和风俗上，他观察得尤其仔细，与后人的研究结果出奇的一致。
高僧身后事
从2002年开始，崖州区港门村人王珠伟与姐夫“守护”在大云寺遗址，加上同村另两位朋友。21年后，他们从青年变成中年，
四个人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觉得鉴真如史书记载“在这里传播文化、开启民智，被视作开发崖城的先驱者之一”，守护这件事，做得值。
传说里，鉴真所携带的经书佛本被海水打湿，便将其搬到了大蛋港旁的海坡上晾晒，从此这片海坡被人们称作“晒经坡”，鉴真及僧人途经的稻田叫“和尚田”。
在几款地图里搜索，并没有“晒经坡”，只能循着“大云寺遗址”定位，从一片颠簸的土路驶上还没有完全贯通的柏油路，再兜兜转转，才能在一处工棚似的“房子”后面，发现真容。
王珠伟回忆，“这里以前根本看不到寺庙，都是山，树木密密麻麻。”2002年重新筹建大云寺，同年12月底砍山、清基，发现了大云寺的遗宝：柱基、墙脚、瓦片、砖块等一批遗物。
“神奇”的是，清代《崖州志》并没有大云寺的只言片语。有专家分析，其应该是《崖州志》中的开元寺。志有云：“开元寺，在城南百余步。”不仅地理位置符合，且有历史痕迹可寻——唐武则天因信奉御制《大云经》，敕令两京（洛阳、长安）及天下诸州兴建大云寺，原有的佛寺也要更名为大云寺，振州大云寺也就是这一时期兴建的。
此外，唐玄宗登基后开创“开元盛世”，也曾颁诏将天下各州佛寺改名为“开元寺”。
鉴真东渡到日本，当地对这位高僧“顶礼膜拜”，一直到千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挂念。
重新筹建大云寺之前的1991年12月，日本国高僧孝司专程从日本来到三亚，寻访佛教文化史迹，到晒经坡凭吊高僧鉴真及其中外弟子，并写诗纪念：“指船日本吹崖州，漂着鉴真上陆头。滞在一年今留名，大云寺址哭游鸥。”
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内，沿着158个台阶拾级而上，“鉴真登岸”群雕巍然屹立，该雕像为海南乐东籍雕塑家林毓豪所作（其作品还包括三亚市的“鹿回头”），每年都有日本学者或游客前来祭拜。只是其身后的“鉴真文化苑”，似荒废多日，屋内的陈列柜空空如也。
在大蛋村传说中鉴真登岸之地，每年也有日本人前来，他们会跪拜着捧一把泥土，带回日本进行供奉。
而传说中的鉴真登陆之地大蛋港，其跌宕于清代《崖州志》中早有记载：“大蛋港，城西南八里。港浅，不能泊船。昔为要隘，今废。”
2015年11月24日，大云寺遗址被确定为海南省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王珠伟说，他们几人会一直“坚守下去”，经费方面存在的困难，一直有，也一直想办法解决好。
大云寺遗址内出土的屋顶建筑构建之陶件。
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内的“鉴真文化苑”。
鉴真 究竟在哪里 登陆三亚？
■本报记者 陈超全 王鑫
并没有一本史书明确记载，鉴真当年登陆振州的准确地点。《唐大和尚东征传》也只是笼统地说“到振州江口泊船”。
“振州江口”具体是指哪里？人们只能根据《东征传》所记载的内容进行推测。
流行说法是，“江口”应该就是在宁远河口附近的大蛋港，其为唐宋时期繁荣的商港，鉴真从那里上岸，那里还有“晒经坡”的传说。
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特聘研究员、历史地理学家何以端曾于2017年8月6日在《三亚日报》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大蛋港一说，难经推敲。
“夜发，经三日乃到振州江口泊舟，其经纪人往报郡。其别驾冯崇债遣兵四百余人来迎。引至州城，别驾来迎。”何以端说，就是这简简单单42个字，叙述了整个登岸过程，相关人物三次往返于泊舟点与郡城官邸之间。
他进一步分析，唐宋琼南州治，史料清晰，必在今崖城，而大蛋港在今大蛋村、麒麟坡位置，与崖城不但相距十里八里，还分处宁远河主流两岸。
“这三次单程各八里，每次都得渡过宁远河。四百余兵不但要集合，而且也要登船渡河，来回渡两次，需要几条船？每次上下费时多久？”何以端说，不止于此，若经纪人常在口岸轮值应变，才是三次单程，若是闻讯赶到的，可就是五次单程了：“讯”一次，“赶”一次，加上汇报、决策、安排、集结，费时肯定更久。
这样一来，即使折腾到天黑、到三更，鉴真能进城吗？“进不了城就要备饭，几百号人，送到半路野餐？这个季节，琼南正午前后阳光依然强烈，而鉴真已经60岁了，长途海船颠簸后亟需休憩。假设船在上午靠泊，尚且如此，若更晚些靠岸，非野外露宿不可。”
何以端得出的结论是，“大蛋说”难经推敲。
那么，鉴真这条传奇之船应该泊在哪？
何以端讲到，按照一般水文规律，唐代琼南山林砍伐轻微，宁远河远非后来淤积之浅。其宽广的喇叭状河口一直伸延到城边河道，海船可以顺“振州江口”直抵离城不远的码头靠泊。“假设城边码头是一道木栈桥，旁边就是小广场，平常装卸货物，有不长的宽阔好路通入州城。这样，登陆过程就完全不同，整个迎接就顺理成章了，冯崇债的安排就既隆重、又得体了。”
假如海船只能停泊在离城十里八里的海运码头，那么肯定会有相应程序，先由船将贵宾接驳至城边码头，登岸以后，举行礼宾仪式再入城。这与当时的文明程度相适应，但是这样一来，《东征传》将会是另一种描述了。
城边码头的推测，还有一件史料旁证。
《正德琼台志·卷十三》说振州州治官署“有清心堂，正寝后有楼”。何以端说，这是史载琼南第一楼。唐宋海南具体记载极少，凡所建、所载，必非可有可无。因何建楼？合理的推测是：这是州治港口必须的“瞭望塔”，还兼做航海地标。广州的光塔，唐代就是导航灯塔，其位置亦离当时的码头不远。
根据史料记载，振州官署设在崖城地埠之顶，具体位置就是今日崖城中心学校校园的中部。何以端分析，冯崇债隆重设会，受戒于鉴真的“太守厅”，自然亦当在此。
他说，关于隋唐振州“城港紧邻”的判断，还应该看到古人的投票。“我们探讨古远琼南的时候，不小心就容易掉进两个误区：一是将当时的社会规模和生产力高估，二是将古人的知识经验能力低估。隋唐之琼南，极边荒远，烟瘴致命，风暴无常，更兼土著语言不通，桀骜不驯，南下的弱小农耕圈，是一个披荆斩棘的缓慢适应发展过程。但是进入琼南的主导人群，是携带华夏先进文化的，官长和幕僚不乏头脑，深知天时地利之重要及要诀。”
何以端说，古代选点所设州县，必以城港一体或紧邻者优先，港口是州县的生命线。苏东坡居儋尚且“北船不到米如珠”，民生立时紧张，何况唐代振州？土著擅山不擅水。对于实力有限的荒远小邑，城、港地理位置越紧连，生存能力就越强，无需分兵把守，无虑陆运之难。否则，古人是不会在此设郡的。
另外，古人航船，肯定遍考从琼西白沙河至琼东陵水河之间近十条中小河流的河口平原，最终才将首府设于宁远河口。这里不但位置适中，也是当时琼南数百里沿海立治条件最好的地方。所谓好，必是农耕与航运条件兼备，土肥水丰又防洪，山环水绕易守难攻，这与崖城地理及宁远古水文的追溯高度吻合。
——试与望楼河口的疑似汉县“乐罗县”故址比较。该县址在高埠不怕洪水，河口在两侧分流，均有港口，周边是河口平原，条件不错。如果隋唐宁远河口的地利不比乐罗故址更优越，其航路要靠十里八里外、河对岸的什么大蛋港转运，古人就不会选它设治了，除非城港紧邻。
接下来，何以端给出史料依据：南宋的《舆地纪胜·吉阳军》，载有“海口驿，在郭（城廓）外”；赵汝适《诸蕃志》载：“（吉阳军）郡治之南有海口驿。商人舣舟其下，前有小亭，为迎送之所。”都不书里数，说明离城甚近。无疑，这是隋唐城港相邻的清晰延续。
唐宋以降海船越造越大，唐代的海港，到了宋代或已嫌浅，何况河床还在淤积，主港因而出现第一次外迁。与大蛋港记载出现大致同时，下游“州西三里”，约今迎旺塔以南出现了“新地港”（《正德琼台志·卷六》）。
“新地”之名，必相对于“旧地”而言，似已自证其不是州治的原始港。从水文记载分析，新地港的出现不晚于南宋。不少城港一体的古城一直没变，是地质条件允许，比如石岬型港口。崖城由于河道淤塞，城港逐步远离，货物靠小船接驳。虽然运作成本越来越高，但农耕文明圈亦相应扩大，州治地利依然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