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微光映百年 初心如炬照前行
海棠微光映百年 初心如炬照前行

□刘子瑛 郑逸瑾

琼崖海棠又名胡桐,因对高温有着苛刻要求,只能在热带地区生长并结籽。以其籽榨出油,以棉绳为芯,微光摇曳,曾是海南乡土特有、但又最寻常的照明工具。1926年,几盏海棠油灯在崖城、保平村的夜校里亮起,马克思主义由此完成了一场鲜活的、中国化的、地方性实践。从广州返乡的崖县(今三亚市)青年,在这微光中教农民识字、讲革命道理、组织农会斗争。百年之后,三亚已从边陲小城变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前沿阵地,海棠油灯熄灭在历史深处。但历史中的那抹微光,仍能照见一些根本性的命题: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何以突破“城市—乡村”“精英—民众”“理论—实践”的二元壁垒?党组织如何在边缘地区实现社会扎根?这些命题,对于今天的自贸港党建与社会动员,又具有何种启示?

梅山革命烈士纪念碑。

■返乡:从书斋到田埂

1924年至1925年间,一批在广州求学的崖县青年接受党组织委派,返回崖县从事党的农运宣传革命活动。他们并非以革命者的精英姿态面对农民,而是成为“夜校先生”“农会干事”,从最基础的社会动员做起。麦宏恩((1899—1927),崖县保平村人,广州国民大学读书时入党,1926年任崖县农民协会首任主任)在家乡保平村带领农会成员将坟地夷平开垦种植旱稻,以筹措革命经费;黎茂萱((1901—1941),崖县保平村人,与麦宏恩同期在广州求学入党)在自己家中带头发动取消高利贷、减租减息运动,以实际行动向农民展示革命承诺的可兑现性。

这种身份去精英化,让马克思主义在崖县成为内生于乡土社会的变革力量,而非外来抽象教条。

■扎根:从夜校到农会

1926年,反动县长强夺一名学生家里的骏马并扣押学生。崖县共产党员组织崖城民众和师生罢市、罢课、游行示威,包围县政府,断其水粮。斗争持续数日,最终迫使这名反动县长还马放人、撤职离任。这场胜利证明,组织起来的群众力量可以撼动基层政权,也为同年7月中共崖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东南支部的成立奠定了群众基础。郑望曾(1899年出生于崖县崖城遵道村仓后街,祖上世代务农,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受聘于崖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上世纪20年代中期出任一高小学校长)正是因在斗争中展现的组织领导才能,被推选为支部书记。

中共东南支部成立后,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民运动。崖县农民协会在崖城四邑会馆成立,开办平民夜校和农民骨干学习班,讲授马列主义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保平、港门等地掀起反苛捐杂税、反高利贷、减租减息的斗争,抓了土豪劣绅,让他们戴高帽游街。觉醒的农民沿途高呼“打倒贪官污吏”,革命的洪流唤醒了这片沉寂已久的土地。

从党小组到党支部,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从秘密宣传到公开斗争——这一演进揭示了早期共产党人在边缘地区建立党组织的核心方法:先通过经济斗争唤醒农民的利益意识,再通过政治斗争提升其阶级觉悟,最终在革命实践中锻造党的基层组织,党组织在与群众的互动中“生长”出来。

■守夜:从潜行到复燃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崖县革命转入低潮,中共东南支部被迫转入农村秘密活动。但崖县革命者并未固守单一斗争形式,而是经历了从武装割据到隐蔽扎根的策略转换:先以仲田岭为据点发展根据地,后在敌军围剿下“化整为零”——以教师、店员、行医者等日常身份为掩护深入乡土社会。

共产党员们将革命工作融入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往来:郑望曾利用行医之便走村串户宣传党的政策,倡议成立“棺材协会”帮助穷苦村民办理丧事。而恰是这种非政治性的伦理实践,将党组织从显性的政权形态转化为隐性的社会网络,使党组织与乡土社会形成了血肉联系。1935年,陈英才((1894—1940),崖县早期党组织主要创始人,1922年考入广东公路工程专科学校,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黎茂萱等人也正是凭借这种深入乡土的社会嵌入,才得以在崖城、保平一带迅速重建党支部。

一部崖县革命史读下来,从星火燎原到蛰伏潜行,再到薪火复燃,变的只是组织形态,不变的是“扎根群众”的方法论内核。这种在极端困境中“艰难奋战而不溃败”的组织韧性证明:只有当党组织真正嵌入社会肌理、与人民群众形成命运共同体时,才能具备超越个体生命周期的历史生命力。

海棠油灯的微光,在国民党反动派对仲田岭的围剿中未曾熄灭,在日寇对梅山的扫荡里依然摇曳。那微弱却坚定的光亮,照亮过堡垒户家中藏身的游击队员,是党同人民群众之间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见证。

■回响:从海棠油灯到自贸港灯塔

崖县建立党组织的历史经验,可以提炼为一种具有当代价值的精神内核:进步知识青年主动下沉乡土社会,以经济斗争唤醒群众利益意识,以组织嵌入实现党的社会扎根,以伦理实践构建党群命运共同体。其精髓在于拒绝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认识论。

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着与1926年崖县建党时相似的结构性挑战:如何将中央的政策优势转化为地方的发展动能?如何将制度创新嵌入社会肌理而非悬浮于表面?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本土文化的主体性?革命先驱们给出了答案。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走出办公室、走向田野;理论必须接上地气、解决真问题;组织必须融入社会、服务人民。

今天的三亚,正在奋力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标杆。南繁硅谷的科研人员、深海科技的工程师、基层治理一线的干部、自贸港的建设者们同样需要“海棠油灯”式的革命精神:那种在微弱光芒中坚持不懈、由微至著的韧劲,那种将先进理念转化为本土实践的创造力,那种把组织建设与群众利益紧密结合的方法论。

从1926年中共东南支部的十余名党员,到2026年海南自贸港的千万建设者;从海棠油灯下的平民夜校,到自贸港国际舞台——变的是时代条件,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扎根大地、知行合一、组织群众、星火燎原的精神基因。这或许就是百年党史给予我们的最珍贵启示:真正的革命者,从不畏惧从书斋走向田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永远在历史与现实的辩证中开辟未来。

海棠油灯的光芒,百年不熄。

(作者单位:中共三亚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林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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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微光映百年 初心如炬照前行
来源:三亚新闻网
2026-06-01 11:38:09

□刘子瑛 郑逸瑾

琼崖海棠又名胡桐,因对高温有着苛刻要求,只能在热带地区生长并结籽。以其籽榨出油,以棉绳为芯,微光摇曳,曾是海南乡土特有、但又最寻常的照明工具。1926年,几盏海棠油灯在崖城、保平村的夜校里亮起,马克思主义由此完成了一场鲜活的、中国化的、地方性实践。从广州返乡的崖县(今三亚市)青年,在这微光中教农民识字、讲革命道理、组织农会斗争。百年之后,三亚已从边陲小城变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前沿阵地,海棠油灯熄灭在历史深处。但历史中的那抹微光,仍能照见一些根本性的命题: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何以突破“城市—乡村”“精英—民众”“理论—实践”的二元壁垒?党组织如何在边缘地区实现社会扎根?这些命题,对于今天的自贸港党建与社会动员,又具有何种启示?

梅山革命烈士纪念碑。

■返乡:从书斋到田埂

1924年至1925年间,一批在广州求学的崖县青年接受党组织委派,返回崖县从事党的农运宣传革命活动。他们并非以革命者的精英姿态面对农民,而是成为“夜校先生”“农会干事”,从最基础的社会动员做起。麦宏恩((1899—1927),崖县保平村人,广州国民大学读书时入党,1926年任崖县农民协会首任主任)在家乡保平村带领农会成员将坟地夷平开垦种植旱稻,以筹措革命经费;黎茂萱((1901—1941),崖县保平村人,与麦宏恩同期在广州求学入党)在自己家中带头发动取消高利贷、减租减息运动,以实际行动向农民展示革命承诺的可兑现性。

这种身份去精英化,让马克思主义在崖县成为内生于乡土社会的变革力量,而非外来抽象教条。

■扎根:从夜校到农会

1926年,反动县长强夺一名学生家里的骏马并扣押学生。崖县共产党员组织崖城民众和师生罢市、罢课、游行示威,包围县政府,断其水粮。斗争持续数日,最终迫使这名反动县长还马放人、撤职离任。这场胜利证明,组织起来的群众力量可以撼动基层政权,也为同年7月中共崖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东南支部的成立奠定了群众基础。郑望曾(1899年出生于崖县崖城遵道村仓后街,祖上世代务农,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受聘于崖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上世纪20年代中期出任一高小学校长)正是因在斗争中展现的组织领导才能,被推选为支部书记。

中共东南支部成立后,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民运动。崖县农民协会在崖城四邑会馆成立,开办平民夜校和农民骨干学习班,讲授马列主义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保平、港门等地掀起反苛捐杂税、反高利贷、减租减息的斗争,抓了土豪劣绅,让他们戴高帽游街。觉醒的农民沿途高呼“打倒贪官污吏”,革命的洪流唤醒了这片沉寂已久的土地。

从党小组到党支部,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从秘密宣传到公开斗争——这一演进揭示了早期共产党人在边缘地区建立党组织的核心方法:先通过经济斗争唤醒农民的利益意识,再通过政治斗争提升其阶级觉悟,最终在革命实践中锻造党的基层组织,党组织在与群众的互动中“生长”出来。

■守夜:从潜行到复燃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崖县革命转入低潮,中共东南支部被迫转入农村秘密活动。但崖县革命者并未固守单一斗争形式,而是经历了从武装割据到隐蔽扎根的策略转换:先以仲田岭为据点发展根据地,后在敌军围剿下“化整为零”——以教师、店员、行医者等日常身份为掩护深入乡土社会。

共产党员们将革命工作融入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往来:郑望曾利用行医之便走村串户宣传党的政策,倡议成立“棺材协会”帮助穷苦村民办理丧事。而恰是这种非政治性的伦理实践,将党组织从显性的政权形态转化为隐性的社会网络,使党组织与乡土社会形成了血肉联系。1935年,陈英才((1894—1940),崖县早期党组织主要创始人,1922年考入广东公路工程专科学校,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黎茂萱等人也正是凭借这种深入乡土的社会嵌入,才得以在崖城、保平一带迅速重建党支部。

一部崖县革命史读下来,从星火燎原到蛰伏潜行,再到薪火复燃,变的只是组织形态,不变的是“扎根群众”的方法论内核。这种在极端困境中“艰难奋战而不溃败”的组织韧性证明:只有当党组织真正嵌入社会肌理、与人民群众形成命运共同体时,才能具备超越个体生命周期的历史生命力。

海棠油灯的微光,在国民党反动派对仲田岭的围剿中未曾熄灭,在日寇对梅山的扫荡里依然摇曳。那微弱却坚定的光亮,照亮过堡垒户家中藏身的游击队员,是党同人民群众之间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见证。

■回响:从海棠油灯到自贸港灯塔

崖县建立党组织的历史经验,可以提炼为一种具有当代价值的精神内核:进步知识青年主动下沉乡土社会,以经济斗争唤醒群众利益意识,以组织嵌入实现党的社会扎根,以伦理实践构建党群命运共同体。其精髓在于拒绝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认识论。

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着与1926年崖县建党时相似的结构性挑战:如何将中央的政策优势转化为地方的发展动能?如何将制度创新嵌入社会肌理而非悬浮于表面?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本土文化的主体性?革命先驱们给出了答案。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走出办公室、走向田野;理论必须接上地气、解决真问题;组织必须融入社会、服务人民。

今天的三亚,正在奋力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标杆。南繁硅谷的科研人员、深海科技的工程师、基层治理一线的干部、自贸港的建设者们同样需要“海棠油灯”式的革命精神:那种在微弱光芒中坚持不懈、由微至著的韧劲,那种将先进理念转化为本土实践的创造力,那种把组织建设与群众利益紧密结合的方法论。

从1926年中共东南支部的十余名党员,到2026年海南自贸港的千万建设者;从海棠油灯下的平民夜校,到自贸港国际舞台——变的是时代条件,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扎根大地、知行合一、组织群众、星火燎原的精神基因。这或许就是百年党史给予我们的最珍贵启示:真正的革命者,从不畏惧从书斋走向田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永远在历史与现实的辩证中开辟未来。

海棠油灯的光芒,百年不熄。

(作者单位:中共三亚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林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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