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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史迹丛谈

文/图 蔡明康

2017-07-09 02:58:43

郭沫若题字“莺歌海”

郭沫若题字“莺歌海”

张云逸大将故乡——文昌文南骑楼一角

张云逸大将故乡——文昌文南骑楼一角

陈策(右一)、张惠长(右二)、陈济棠(右三

陈策(右一)、张惠长(右二)、陈济棠(右三 )、李宗仁。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三亚。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三亚。

    崖县讨伐龙济光

    龙济光,云南蒙自人,民国初期军阀。1907年拥兵一万六千多人。扩充军队,独霸一方,史称“济军”。

    龙济光,团练出家,德不配位。1913-1918年,先后任广东安抚使、都督兼民政长(省长)。军政大权,一人独揽。专制广东三年,大开赌局,聚敛钱财,不久调离广州时,所盘剥得来的黄金、白银等财物用三年时间竟搬运未完。一口独吞,永不满足,声名狼藉。

    龙济光,胡作非为,一手遮天。为挺袁世凯(袁侄女嫁龙第九子)称帝,强行变广州药师庵的房产入官户,拍卖后所得巨款,悉数交到了袁世凯的金库里。那时候,他一方面与扎裤尼姑上床,一方面又强迫师姑还俗。不从者,便匪言寇语恶骂说,不肯还俗的,就卖你妈。造成社会不安和部下不满。不久,袁世凯一死,龙济光便被陈炯明赶到了海南岛。

    1917年1月,沈辉到崖县任知事(县长)。沈是龙济光的爪牙。沈辉到崖县,龙给沈配备“济军”100名,长枪100杆,以加强田粮和地方税收的劫夺。

    龙济光在海南,老奸巨猾,匿身州县,舞法扰民,他给沈辉出“点子”,要他立即在崖县推行田赋“改革”,一年田粮,三年预征。沈辉俯首帖耳,惟命是从。然而蝎比蛇毒。沈辉变本加厉,却把三年征擅自改为四年预征。更恶劣者,借口全县的“嫁妆田”,俗称“先己田”,说什么过去起征点低,要预征五年,以偿还官仓的损失,所补交的数量将由官府征收田粮入仓时一次性代行扣除。

    “嫁妆田”,崖县民间在分家时,由祖父或父辈主持,特意留给他们孙女或女儿的一份“己业”,其收入每年放利生息后,全交与女儿作为嫁妆的花销,体现长者的爱怜之心。崖县民间,有此古俗。

    由于龙济光的“预征法”,断去了女子的嫁妆添购,所以那时农村女子长大了不能出阁者为数不少。因此民间怨声载道,故便有了“盗不入大女家”一句老话的流传。

    龙济光的预征手法,农民怀恨于心,想找个方式发泄。崖县民间,许些人有文化,他们读过《红楼梦》,知道抱琴、司棋、侍书、入画,是贾府中的四位丫头。曹雪芹为了表现贾府书香门第源远泽长,所以暗以:琴、棋、书、画艺术命名。崖县人粗懂曹老先生的意思,他们便用语义双关的方法,也给自己的子女命名为:“易贞”(预征)、“弘精”(横征)。恰到好处,两者字音相同,来表示对龙济光的鱼肉乡民和苛征暴敛的愤怒。

    龙济光、沈辉,狼狈为奸,灯下设盟。龙指使沈,拍卖崖县官产、公田。据《三亚古今纪事》:“民国六年(公元1917)10月,崖县知事沈辉,拍卖官产七起,卖价连同照费,共获光洋4212.96元,没有按照规定上缴省财政厅,却交给宣抚使龙济光”。

    龙济光一人独吞崖县公产的消息,无翼而飞,传遍了全县,一时城乡上下,群情激愤。在崖城地区,以青年学生和思想进步青年陈英才、黎茂萱等为发起;在保港地区,由麦宏恩等人为骨干;在藤桥地区,以李茂文、李光灿、胡太昌等人为首,组织发动所属学校师生和乡村民众数千人,然后以崖城、保港为中心(藤桥地区在藤桥市),他们排长队,举旗帜,呼口号,一起走上街头、村道,游行示威。学校师生,走在前头,高唱《国民革命歌》:

    “打倒列强,除军阀,

    除军阀,齐奋斗;

    工农学兵,大联合,

    大联合,齐奋斗。"

    歌声一字一句,旋律简单,容易上口,词意旗帜鲜明,表现出当时人民群众、学校师生,群情激昂的革命斗志,情绪饱满,步伐坚定的走在游行示威的道路上,一时震惊崖县官衙。据《三亚古今纪事》:“崖县知事沈辉,惊魂未定,挟官印潜逃,地方各界推举郑绍才(崖县铺子市人,清举人,笔者注)为代理知事”。

    1918年,龙济光从琼州渡海偷袭雷州半岛,又遭李烈钧部,打得割须弃袍在“潼关”,夺船避箭在“渭水”。只好率残部乘船渡海北上,来到北京寄食于段祺瑞门下。后买宅定居于北京朝阳门大街。1925年3月9日病逝,葬于北京铁塔寺,结束了他的军阀生涯。

    莺歌角:一场特殊的“水球”比赛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陈济棠掌控广东党、政、军大权。“肥水不流别人田”,立即委派他的哥哥陈维周任两广盐运使,署设琼崖,抓住海南岛的经济命脉。

    三亚港,是华南著名的盐渔产区,仅这里就拥有优质盐田近万亩,占崖县水田耕地面积近四分之一。且盐税收入也占全县经济总收入一半以上。所以,民间早有一句老话说:

    “县里有个好盐场,

    县衙官吏皆排场。”

    那时陈维周部驻扎在莺歌海附近,盐警队可以随意苛刻渔民,敲诈勒索。不论是市场或者船上,买鱼时经常压价压级,七折八扣。更甚者,竟然有时“咣,咣,咣,一筐又一筐”的将其优质的鱼、虾抡走,一文也不给。盐警队扰市伤民,令人声泪俱下。

    同年9月一个渔汛繁忙的季节,渔区招丁集船在莺歌角渔场捕鱼时,盐警队,借查渔税为名,行抢鱼虾为实,他们加足马力,驾驶巡警船到莺歌角渔场抢劫鱼货。渔民愤怒,忍不可忍,便将他们一个个推下水中,因此双方便对打起来。

    水上对打,是渔民的传统强项。只见渔民们此时将盐警的脑瓜当“水球”打。按沉下去,又浮起来;再浮上来,又按沉下去。沉沉浮浮,不断的交换着。

    这是一场特殊的“水球”比赛。说它特殊,是因为水球场的场地设在人工游泳池中,球场长30米,宽20米,水深1.8米以上。除此以外,还设球门和中线,依其水球的规则进行比赛。但是,莺歌角这场特殊的“水球”赛,神奇般的将浩如烟海的渔场,当人工游泳池中的水球场,双方队员不戴蓝、白帽加以区别,这样就警、民混战在海里。渔民身体壮、浮力强,水性好,顿时将盐警打得落花流水,像落水狗一样,喘着粗气儿就爬上了巡警船,仓惶登岸,落荒败北。

    渔民们从莺歌角收海回家。人刚上岸,忽然遭到了盐警队弹压,造成了流血事件。据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东民国史》·下册)载:“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担任两广盐运使时,因为海南岛为产盐区,便派出许多盐警驻在海南岛,这些盐警队,不论是官是商,都仗着陈维周的势力,巧立名目,滥收税捐,迫害盐民渔民。遇事故发生,则由陈维周亲自出马。疯狂镇压。1933年崖县莺歌嘴(“嘴”,笔误,应为“角”。笔者注)发生盐警枪杀渔民事件,迫使渔民起来反抗,与盐警斗争,就是一件突出的事例。”

    莺歌角事件发生后,当地渔民仍然义愤难平,怀恨在心,因此他们常常斥骂崖县国民党政府县长劳宇楷和商团以及区、乡骨干为猫鼠同眠,倡头“欢迎”盐警队进驻崖县的丑事。更口编民谣讽刺说:“拍错巴掌”,“烧错炮仗”,“搭错牌坊”,进一步抨击了陈维周怙恶不悛,杀人越货的反动本质。

    往事如烟,沧海桑田。莺歌角那场特殊的“水球”比赛的情景,今天依然活鲜鲜的映入了人们的眼帘。

    可是,话又说回来,莺歌角盐警枪杀渔民,广东史官在他们编纂的上及史籍中,都一一给予记载。然而,到目前为止,在笔者所能读到的崖县(三亚)的史志、史料和史话中,均都缺失了此事的史迹记述。三亚人有句老话说:“见血为伤”。莺歌角事件到今天才84年,我们却如风过牛耳,春风无痕,令人哑然哟。

    张云逸三亚组织讨袁护国军

    三亚讨袁护国,百年匆匆过去。当年冲锋陷阵的枪声,早已经听不到了。然而,反袁称帝的历史仍在。

    ——题记

    一九一四年,袁世凯阴谋称帝的闹剧,正紧锣密鼓在北京操练,总统府警官崔启勋,在官邸书写了一副反袁的联语贴在墙头上,联语曰:

    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

    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

    反联贴墙上,鲜血流满地。崔警官一个人头,却唤醒了四万万国人的觉悟。

    这个消息很快的传到了海南岛三亚军营,张云逸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做为爱国军人,他立即迅速筹划着倒戈队伍,以配合全国的讨袁护国义举。

    张云逸,海南岛文昌人。他二十二岁时就在三亚军营中当连长。那时,他的同乡朋友陈侠农,被任命为琼崖讨袁护国军总司令。张云逸利用他先前在军队中的带兵优势,秘密组织发展起来的反清组织——“三合会”的成员为讨袁军骨干,串联其他兄弟部队里的青年士兵,组成“地下”反袁军人,利用他们去秘密的潜伏深层,伺机举义,时刻准备着消灭在三亚的亲袁军——防军。

    一九一四年三月,陈侠农领导的讨袁军,攻克陵水新村港,陈部马不停蹄,挥戈南下。一天凌时,陈部的讨袁军从榆林港乘渔船“偷渡”三亚。张云逸连队和组织起来的讨袁军人做内应,密切配合琼崖讨袁护国军,披坚执锐,集中火力,两军一齐向驻在三亚河边的防军炮楼发起进攻,炮楼守敌,以防为主,不堪一击,就举白旗投降。与三亚一水相隔的西岛上的袁氏盐警队,闻其反袁军枪声,亦纷纷弃甲潜逃,一败如水。

    三亚讨袁护国告捷,反袁雄师入城安抚民众。当即布告,取消苛征盐渔税。三亚的袁兵和盐警队,被遣返故里,各安职业。

    在“打鼓骂袁”的怒讨声中,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接着琼崖讨袁护国军总司令陈侠农也返回京都。不久袁世凯的余孽——龙济光派驻海南,琼崖的反袁骨干也纷纷离琼,有的远渡南洋,有的北上,有的前往云南进入陆军讲武堂,待日举事。张云逸经几度周折后,参加了革命,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孙中山的榆林港梦

    “榆林港,海南岛南端之一良好天然港面也。”

    ——孙中山《建国方略》

    孙中山先生所著的《建国方略》一书中称:“榆林港为海南岛南端之一良好天然港湾。故我意在北方的奉天、直隶、山东三省海岸,应设安东等五渔业港,在东部的江苏、浙江、福建三省之海岸,应建新洋港等六渔业港,在南部广东省及海南岛海岸,应建榆林港等四渔业港。从此全国合计为十五大渔业港。起于高丽界之安东,止于近越南界之钦州。我之中国海港及渔业计划,于是始完。”

    据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四月,许崇灏《琼崖略志》载:“榆林港一带又是产渔之区。孙总理(笔者注: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早已拟在那边辟为中国十五大渔场之一的渔港。”

    榆林港所产之鱼,非特多量,而且肉质又美,在市面的价位,常冠别处之上,像贵重的鱼翅、鲍鱼、鱿鱼都是榆林的特产。据《琼崖略志》中华民国六年(公元1917)的统计表获悉:“每年出口量,至少在五六百万肋,远销广州的江门、陈村及高雷一带,为全岛之冠。红鱼、鱼皮、海参等,在香港也有价值。又以盐制品运往清澜及其他各处。”

    日本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榆林港丰富的渔产资源,早已处心积虑,馋涎欲滴。据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三月,商务印书局发行陈植编著的《海南岛新志》称:“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日人曾乘八幡船,登陆本岛,先后凡十余次,对榆林港进行海产资源勘察。”为掠夺我榆林港的海洋宝藏,老早挖空心思,搜索枯肠,“藏器待时”……

    孙中山以先见之明与高瞻远瞩的远大眼光,对榆林渔港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在《建国方略》中做了充分的肯定,更加引起日人的极大关注。日寇侵琼后,首先以榆林港为基地,横冲直撞,到处弋游,肆无忌惮地掠夺我渔业资源。据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世界书局印行李待琛编撰的《海南岛之现状》称述:“日本大渔商村兼,以机动渔船四十艘,在榆林港一带捕鱼,每月渔获量达五百吨之多。1940年,在榆林港设立冷冻工厂,能力一日百五十吨,用轮船装运日本,以供食用。1942年,又在榆林港设立西太平洋渔业公司,为华南沿岸最大的水产基地。”

    孙中山伟人智者也,重视对榆林港之资源的开发,可惜先生以身先卒,成为国人一大憾事!

    林缵统与公车上书

    海南岛唯一林缵统一人参加“公车上书”。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林缵统,今三亚市崖城镇官塘村人。他幼年即博通群籍,清朝光绪二十年甲午(公元1894年)中举人,次年(即光绪二十一年),入京参加全国会试。那时,中日甲午战争刚结束,腐败的满清政府,以割让辽东、台湾,赔款二万万元为条件,同日本政府签订了甲午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开,整个北京城群情激愤,纷纷声讨满清政府的卖国行径。

    林缵统是个内事、外事、书事、考事都是十分关心的人,他在会馆里听到这一风声,义愤填膺,哪里有心思应试。他很快获悉康有为等人正在酝酿着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取消甲午条约。并参加了第一次上书的行列。

    这次上书,只有广东、湖南两省举人联名参加,康有为觉得签名上书的人太少了,声势不够浩大,谋划发动第二次上书。他指派林缵统等人作宣传联络工作,争取更多的人联名上书,以扩大政治影响。

    林缵统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康有为这一重托,废寝忘食地奔走于在京的各省会馆。不久,又以康有为为首,约同在京等会试的全国十八省市的举人,在北京的达智桥、松筠庵开会,研究决定第二次上书,要求满清政府拒绝同日本议和,并提出四项政治主张:

    (一)下诏鼓舞天下之气;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

    (三)练兵强天下之势;

    (四)变法成天下之治;

    当时在奏书上签名的有一千二百多名举人。海南岛崖县唯有林缵统一人参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此次“公车上书”,遭到了慈禧太后、军机处、直隶总督和恭亲王奕炘等一班顽固大臣的反对,林缵统也因有人密告其参加上书而未“中式”,落第南归。

    林缵统,是志士亦是诗人。他和万宁县拔贡文龙会交谊甚笃。海南日报周济夫先生,在他的《琼台说诗》里,记录林缵统坐船经过大洲时,说其形胜,便步文龙会韵,和诗一首:

    偶驾琼州去国舟,

    独洲屹立柱中流。

    诞登道岸祈神佑,

    恰似苏公后壁游。

    林缵统借苏东坡《后赤壁赋》作比,颇有诗意。然而,《崖州志》艺文篇,却未收入,是为憾事。

    民国11年(公元1922)2月,林缵统病故于万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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